SARS爆發四週年 歷史不容擅改

SARS爆發四週年 歷史不容擅改

涂醒哲
前衛生署署長


2003年3月12日，世界衛生組織（WHO）宣佈21世紀第一個新興傳染病非典型肺炎（後來稱為SARS）侵犯人間。一時風吹草動，草木皆兵。台灣也因而損失1500多億，死亡37人（間接死亡更多），這段歷史，台灣人當然不會忘記。但看到邱淑媞前局長在蘋果日報寫的「SARS歷史不容遺忘」，真是「感觸良深，惕勵省思」。邱淑媞是我和陳建仁前署長的學生，我是生活導師，陳建仁是論文導師。看到學生這麼快就遺忘SARS歷史，並以不專業、不實在的內容來替台北市政府防疫不力開脫，實在難過。

在SARS流行初期，雖然台灣被中國阻隔於世界衛生組織（WHO）門外，但疾病管制局同仁都能迅速反應。記得2003年3月12日WHO發佈新興傳染病警訊（當時稱為非典型肺炎），疾病管制局陳再晉局長馬上通令全國衛生醫療單位，啟動通報系統。在3月14日台大醫院及疾管局同仁不約而同懷疑有一對夫婦罹患SARS，馬上啟動隔離治療，同時疾管局馬上通知我。當時我在美國華府拜會完衛生部及其疾病防治中心（CDC），正在要回台灣的車上，一聽到消息，馬上請當時派駐美國的衛生外交官郭旭崧顧問向疾病防治中心求助，請其派員來台協助防疫。得到美國CDC的首肯後，我安心回台。3月15日一下飛機，我顧不得回家，馬上趕赴衛生署舉行記者會，明確告知國人這段期間少赴香港中國，若一定要去，請不要接觸動物。我在3/15日下午也馬上召開一個專家諮詢委員會及一個跨部會委員會，緊急因應SARS的可能衝擊。衛生署及疾管局的作為，完全依照我「快速專業做防疫」的指示，也把一開始的SARS恐慌穩定下來。但這種專業的作法，卻馬上引來國親立委的批評，說會影響兩岸交流。其後親民黨更利用早餐會報，把我叫去，要逼我同意直航北京，以免台灣到香港停留，會被感染。我抵死不從，並說雖然親民黨想盡辦法要三通直航，也不應選在這種防疫吃緊的時候來推動，因為中國對傳染病的疫情常不正確或祕而不宣，我不敢保證北京市沒有SARS。果不其然，北京後來被證明是感染SARS最多的地區之一，中國衛生部長張文康及北京市市長孟學農，也因隱匿疫情造成散佈而下台。而全世界也因中國之掩蓋疫情（從2002年11月掩蓋至2003年3月多）而受害，800多人因而犧牲。

邱淑媞前局長可能不知道以上這段國親立委和衛生署長的攻防，也不知道全世界都在警告人民不要隨便去中國。在防疫專業上，當知道疫情由中國（廣東東筦）傳到香港再傳到全世界時，一個負責任的衛生官員當然要警告人民，少去疫區。邱局長只要多參加一下衛生署的專家委員會，就知道大家戰戰兢兢，而非沾沾自喜。一個新興傳染病在中國發生，台灣民眾平均每天有一萬人出入香港中國，我們怕都來不及了，還有什麼沾沾自喜的呢？就算台灣責怪中國製造及掩蓋疫情，為什麼台北市衛生局長會不爽呢？難道怕中國生氣嗎？就是因為台北市政府太政治了，當時只顧著砲打中央，展現葉爾欽效應，未能真正服從中央領導，才會發生和平醫院的悲劇。

第一個砲打中央是邱前局長要求把SARS（當初尚未命名）定為第四類法定傳染病，否則她不知如何防疫。這種政治內行，防疫外行的講法，未能得到專家委員會的支持。而專家委員會是由邱前局長的指導教授陳建仁召集（我特地向國科會借調來），裡面一共有數位台大公共衛生學院的院長（林瑞雄、王榮德、陳建仁），感染症醫學會理事長黃富源，院內感控學會理事長張上淳，多位重量級的教授謝維銓、李慶雲……等。當然也包括疾管局陳再晉局長（邱在和平醫院的長官）及不少碩博士同仁。這些專家認為SARS當時症狀，傳染途徑……等都尚未明朗，不宜匆忙定為第四類傳染病，而應依照委員會每天開會的結果，訂定防疫政策。當時我們每天上兩次網收集最新資料，委員會每天開會，採取我所說的「民主與科學」決策模式。即依據最新科學證據，採討論後表決方式，決定防治政策及策略，交由衛生署執行。如果第二天有更多資訊，可能會推翻前一天的決策。如此科學而民主的方式，是因應新興傳染病最好的模式。因為新興，故無人了解，既不了解，就應努力而謙虛，故以民主方式為之。邱前局長太少參加專家委員會，故有所誤解，邱批評我不將SARS列為第四類傳染病，其實我是尊重委員會的決議。在游院長避免外界誤會地方中央不合的政治考量下，我二次要求委員會考量是否將之列為第四類傳染病，委員會均認為沒有必要。因為懂得防疫得人都知道，有新疫情來時，不必管有所謂第幾類傳染病，甚至也不知此病何名，就應馬上劍及履及地防疫，那還有時間在砲打中央？何況依當時傳染病防治法第11條，有新興病情發生時，地方根本不必「不懂裝懂」，只要聽命中央即可。當然中央也不懂，故以專家委員會的方式來運作，邊做邊學，這才是專業。很可惜，邱前局長忙著開記者會，太少來開會，竟然傲慢地以為她認為應該將SARS指定為第四類傳染病未被採納就是中央衛生署不對，甚至直指這是衛生署「再推諉指責」，忘了專家委員會召集人就是她的台大博士班指導教授陳建仁。唉！學問少，膽子就大，陳建仁主委還曾用電話和邱淑媞上課（溝通）了一個多鐘頭，可惜葉爾欽效應下，似乎無解。而一國二制、一疫情二個記者會的模式也被後來來台的加拿大專家笑說不可思議。

另一件砲打中央，政治正確但防疫錯誤的作法是，當衛生署規定體溫超過38.5℃時就應隔離檢疫，台北市自行規定超過38℃就要檢疫，這種不按照WHO規定，不尊守衛生署規定，毫無理論學術根據的作法，李明亮前署長非常生氣，不以為然。這也就是為什麼李前署長回來做總指揮時，我向他強調防疫人員的努力沒有問題，他只要負責把游院長及馬市長安撫好即可。只要政治不干預防疫，只要壓住葉爾欽效應，SARS自然可用科學及民主的方法來加以控制。

邱局長說衛生署太慢啟動有效入境管制措施，有部分是對的，是國親的傑作。在越南發生SARS疫情時，他們馬上關閉邊界，防疫成效卓著。衛生署的專家委員會很早就提出要全面關閉邊界的建議，但跨部會委員會反對，因這是陸委會的權責。而陸委會面對國民黨及親民黨的強烈反對，不敢貿然實施，深怕入境管制會破壞商機以及對中國的感情，故只能用消毒、勸導…等柔性方法。一直到後來我面見陳水扁總統請其動用緊急權來要求媒體釋出時段以統一口徑時，總統說人命最重要，才展開最嚴格的檢疫措施。以入境要隔離檢疫10天所造成的麻煩將台灣、中國二國間的交流減少了百分之九十以上，才順利地遏止了境外移入的個案。故境管措施的有效不在於對進關者的發燒監控，而在於造成麻煩，減少入境。

但即使早期有境外移入個案，在小心做好院內感染控制的方式下，包括新光醫院、台大醫院、國泰醫院……也都沒有爆發流行，從3月14日至4月中，台灣SARS的確控制得很好，我們在4月20日甚至百忙中開了全世界第一個SARS國際研討會，對SARS的知識、防疫及研究交換了很多有益的資訊。邱前局長說衛生署忽略了要及早強化醫院與衛生機關的防疫人力與標準作業，這對當時主政的疾管局陳再晉局長是很不公平的。陳局長以書面不斷發文要求建立SARS院內感控機制，也曾請張上淳主任到市立醫院去作特別演講，甚至把他演講的資料作成光碟送給各醫院。張上淳很失望的對我說過，他到市立醫院演講時，小貓兩三隻，顯見市立醫院毫不重視。這也難怪和平醫院會發生問題，因為他們以逃避心態防疫，有懷疑SARS的個案就外送到新光、台大……，一旦有漏網之魚就用掩蓋，試圖大事化小，小事化無，這樣怎能做防疫呢？相對於台北市立醫院，我把全台灣三十多家署立醫院院長找來，告知只要查出推SARS病人，馬上換院長，若是掩蓋疫情，撤職查辦。各署立醫院都能戰戰兢兢服務國人，以台北署立醫院為例，一共住進了100多位SARS病人，但防患得宜，沒有發生一件院內感染案例，令人頗為欣慰。可見事在人為，沒有什麼「超級傳播事件」。依照公共衛生防疫理論，只有「超級不小心的人」沒有「超級傳播的病毒」，試圖用超級傳播病毒來掩飾防疫上的無能，是不應該的。我曾請教過我的病毒學家，他們也看不出這些病毒有什麼樣的差別。我也曾致電香港及新加坡衛生署長，詢問他們是否有超級感染源，是否有傳染的個案當時是在濕咳（有痰），而其他個案是乾咳？台北市衛生局不從防疫專業及病毒基因學上來探討，反而提出一個怪異的「超級傳播」個案觀念，責任推給病人不但無助防疫，反而傷了患者的心。

最後，我不願意就「有目共睹」作太多回應，我也不願多說游院長當年對邱局長的批評，因為政治不應超越防疫。而學過傳染病防治的人都知道，傳染病防治策略的成敗，要看兩個潛伏期後的成果。因此，在5月11日SARS真正個案開始減少時，其防疫成功作為是在4月28日左右，也就是說在行政院各部會的共同努力，防疫人員的不眠不休，以及全國人民的配合之下，4月底的防疫作為已顯現效果。當然通報個案會隨疫情的被討論而增加（病毒陽性率反而降低）這在防疫流行病學上稱為「恐慌疫情」，因此公衛醫療界都稱我成功控制「病毒疫情」，而稱李明亮前署長成功地控制「恐慌疫情」。其中我故意選在5月16日辭職，以讓國親立委找不到打擊對象，讓衛生署同仁能專心防疫而非忙於準備應付一些無益的質詢，也發揮政策上的效益。未來我會對SARS病毒疫情及媒體恐慌疫情再做更詳細的學術探討。

但邱文中對防疫同仁及所有跨部會同仁的努力以及對陳建仁領導的專家委員會所做的指責，我深感遺憾，也覺得歷史不可扭曲擅改。SARS防疫功過，監察院及醫學界自有論斷，不是靠訴諸群眾。邱前局長的科學訓練恐有勞陳建仁主委再加指導，未來台灣若要防治SARS等新興傳染病的危害，一定要誠實以對，科學辦案，不再政治掛帥，才是台灣之福。